平息叛乱的各项工作都按照“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方针进行，我们地方上的主要工作就是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平叛。当时昌都的大部分叛匪麇集于边坝、洛隆、硕般多、八宿一带，这一片区域又叫“一号地区”。为平息“一号地区”叛乱，总参谋部把一三〇师、一三四师调了过来，兵力达到1.8万人左右。叛匪人数也不少，有1万多人，他们想在洛隆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指挥中心”，在这一带抢掠百姓，劫夺牛羊，把这几个县的百姓害苦了。而美国也在这一片地区选择了空投点，支持叛乱武装。

为保障大部队的供给，使部队腾出手来投入平叛的战斗，大部分后勤运输任务由地方负责，物资运输就成为地方工作的重中之重。上级责令八宿、类乌齐、洛隆三县的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力和牦牛支前。我作为县长便全身心地投入运输支前工作中。当时八宿县出动了大量的民工，我到“一号地区”靠前指挥，坐镇几个月而不知疲惫。当时，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除罪大恶极的叛乱武装动用军事手段解决外，大多要以政治争取瓦解叛乱武装，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西藏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平叛

有一天，有位领主的女儿到夏里区报案，说有12个叛匪流窜到瓦乡。区里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县里，我来不及通知部队的同志，就迅速带上通信员、两个民警、两个民兵和部分积极分子赶往瓦乡。我们到瓦乡的时候，叛匪已经下山，准备逃往夏里一带的山沟里，恰好和我们遭遇。叛匪一出现，我们就打伤了一个，其余的撒腿就跑。我们就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四不”政策。加上天色已黑，沟深林密，这伙叛匪也觉得走投无路，于是全部缴械投降，被押送到昌都。就这样，12个长期流窜的叛匪被我们解决了。

在平叛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会遇到伤亡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在追剿时遭到叛匪伏击，我的通信员舒生策负了重伤，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要见县长”。我们刚见面，他就断气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就这样牺牲，我心里非常难过。他的遗体上到处都是血迹，我很心痛，忍着泪水，叫旁边的同志拿来热水、毛巾和酒精，脱下他破乱不堪的衣物，我一点一点地、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遗体，把我们的同志、我的亲密战友打整得干干净净，我想要让他走得更体面一些。就这样，同志们都静静地看着我，空气仿佛凝住了。等我把他的遗体全部擦拭完，才叫同志们去把舒生策生前干净的旧衣物拿来，给他穿上。那个时候的抚恤金很少，也没有什么明确规定，只能照发几个月工资，再给烈士家属一点钱，而家属认为他是为了国家安宁而牺牲的，没有提出其他要求。现在想起来，那一代人为后人的和平与安宁真是作出了许多牺牲。

当叛乱基本上被平息后，在八宿进行民主改革就成了我们的头等大事。而要搞好民主改革，基层政权建设又是头等任务。在执行“十七条协议”的8年里，人民群众看了8年，比了8年，看穿了三大领主们所维护的那套制度，在平息叛乱的同时，人民群众非常渴望进行民主改革，砸碎世世代代套在农奴和奴隶身上的枷锁，摧毁封建农奴制度。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拯救西藏人民于水火，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奠定基础。

民主改革先从农村开始，陆续扩大到牧区和寺庙。最开始提出的方针是“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农区、牧区、寺庙的改革政策各有不同。

农区改革主要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三反双减”，第二步才是土地改革。总的做法是先进行宣传，然后搞试点。“三反双减”，即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减租、减息；牧区实行“三反两利”，即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牧工、牧主两利；寺庙实行“三反三算”，即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

那时，对农区和牧区分别实行“26条”和“30条”政策。

农区和牧区的改革不同。对农区采取“谁种谁收”的办法，对牧区则采取“谁放牧，谁所有”的办法。在农区我们可以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分配，可是农区的做法在牧区就行不通。如果把牛羊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会对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所以，对牧区采取谁放牧归谁所有的办法是针对叛乱人员而制定的一项特别措施。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则实行“两利”政策。

在民主改革开始之前，首先要组织农会，把贫苦农奴的优势树立起来，让他们在贫苦农奴协会里担任主席、副主席职务；同时组织贫农团，把广大贫农组织起来，树立他们的阶级优势。这些农奴和奴隶可以说一日为奴、终身为奴；一世为奴、世世为奴。在封建农奴制度下，他们习惯了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见到谁都低头弯腰，自卑心很重。共产党帮他们翻身做主人，让他们挺起腰杆做人，首先要让他们建立阶级自信、个人自尊。阶级优势树立不起来，那就坏了。

那时，为了团结大多数，我们的平叛和民主改革政策都很宽。在平叛中，只对匪首、参叛领主、骨干分子和坚决分子给予打击惩办，而对一般的剥削分子不予追查。在民主改革中，凡是爱国的中下层统战人士我们继续使用，而对迫于压力给农奴主支过差的中等农牧户则尽可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无顾虑地参加到我们的政权建设中来。

八宿由宗改为县后，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是缺干部，各级组织也不健全。我受命担任县长时，八宿县委还没有正式建立，直到1959年7月才陆续派来了县委书记、副书记等人。全县干部严重短缺，好多区只有几个人，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为解决干部数量不足的问题，上级从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学员中调来部分学生作为脱产干部，也从有关省市抽调了部分领导骨干和一大批有改革经验的干部。那时有个政策，可以按照指标从基层积极分子中吸收半脱产干部。当时乡里的支部书记、乡长、文书都是半脱产人员，他们的月薪只有几块钱。离开这些半脱产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工作根本开展不起来。

那个时候基层没有党团员，县机关党团员也不多。根据上级要求，我们先把党团组织建立起来，加快从农牧区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团员。当时，西藏党的建设还不像内地其他省份那样早就建立起了党的基层组织，它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先搭架子再填料，因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几乎是空白。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县里各机构总算基本健全了，各方面人员逐步增多，县委、县政府开始运转起来。从总的情况看，党的基层组织在八宿建设是有序推进和健康发展的。我记得1959年4月，八宿宗临时党委成立；5月，宗改县；7月，中共八宿县委员会成立，下设工作机构有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牧部、财经部。1960年，中共白玛区委员会、然乌区委员会、夏里区委员会、夏雅区委员会成立。党的农村组织也相继成立。1962年8月，八宿县人民政府党组成立；9月，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合并为组宣部，县委农牧部、财经部撤销。1964年1月，中共八宿县监察委员会成立，挂靠县委组织部合署办公。

八宿县的区、乡（镇）党委也陆续建立健全。1959年7月，根据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西藏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方案》，继中共白玛区委员会、然乌区委员会、夏里区委员会、夏雅区委员会成立后，又陆续成立中共上林卡区委员会、邦达区委员会、林卡区委员会、同卡区委员会。这样，八宿县委下辖7个区委，17个乡级党支部。

由于各区党、团员人数不多，区乡党团支部均不再设委员，各区可根据本区党、团员多少和分住情况，分别把党、团员编成若干党团小组过组织生活。召开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组长，或由各区委指定组长。组织健全后，各区委立即加强支部对党、团员的管理教育工作，建立各种制度，并认真执行，以提高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团结群众，圆满完成党的各项中心任务，做好各支部的业务工作。

随着平叛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农区办起互助组，生产力得到解放。群众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并努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在上层领域，县里主要是努力做好民族、统战、宗教工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62年之后，为加强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县委提出：建党建团工作必须党委挂帅，加强领导，紧密结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去进行，不论发现积极分子、培养积极分子、锻炼与考验积极分子，都不能离开党的中心运动。必须使所有党、团员明确，建党建团不仅不影响中心运动，而且会进一步推动运动的开展。县委组织部借机构、干部调整之机，对党、团组织进行适合调整，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及党、团员在完成中心任务中的作用，并及时健全党、团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团员的教育管理。

我在八宿当县长时，切身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在基层的顺利推进。当时，按照昌都分工委统一部署和县委决定，县委抽调县直机关单位和各区领导作为推动民主选举的骨干，组成普选工作队，在白玛区白玛乡开展普选试点。

1962年10月，我们成立了八宿县选举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紧张工作，先后完成两批乡普选工作。那时的普选，群众用最朴素的方式选举自己认同的人，有的向碗里投豆子，有的也用短木棍表达自己的意愿。到1963年7月，全县7个区39个乡共完成32个乡的普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选民占32个乡公民总数的97％以上，除去不到2%的顽固叛乱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剥夺选民权外，选民参选率（含流动票箱上门投票）达98％以上。在普选的同时还开展了基层建党建团工作。7个乡因条件不成熟未开展普选工作。当时，八宿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各有关区委派出工作组、各乡基层干部、农牧民代表和民主改革积极分子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县长。就这样，我们的基层政权也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民主改革时期的基层政权建设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旧的政权推翻了，新的政权建立了，广大的翻身农奴当家做了主人，他们最大的获得感就是实现了政治解放和人身解放，进而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后来经过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政权基础和物质基础。1965年9月1日，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迎来了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西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伟大跨越。